1921年7月，一艘“红船”劈浪启航。回首96年来走过的路，从浙江嘉兴南湖的“红船”到八一南昌起义的枪声，从井冈山的号角到长征谱写的壮歌，从抗日烽火到建国大业，从改革春风到小康蓝图，这是一段艰辛求索、百折不挠的伟大历程。胸怀救国救民的崇高理想，肩负开天辟地的历史重托，中国共产党高擎马克思主义真理的火炬，指引中华民族走向复兴之路。

浙江嘉兴南湖的那叶扁舟，犁过汹涌、犁过风雨、犁过黑夜，驶过哀怨、驶过屈辱、驶过昏暗。因为梦想，13双巨手擎起横空出世的火把，棹桨摇出一个崭新的世界，迎来第一抹绚丽的晨曦。此后，“红船”引领着中国航行的方向！

镰刀割断的是旧世界的枷锁，锤头砸出的是崭新的天地。这两件质朴的工具握在一起，成为开启伟大征程的钥匙！

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筹建中国共产党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最早酝酿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的是陈独秀和李大钊。1920年2月，为躲避反动军阀政府的迫害，陈独秀从北京秘密前往上海，离京途中与李大钊商讨了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组织的问题。3月，在李大钊、邓中夏等人的筹划下，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立，成员多是五四运动中的骨干和积极分子。陈独秀到上海后，就开始深入到工人群众中宣传马克思主义。他先到码头工人中了解罢工情况，到中华工业协会、中华工会总会等劳动团体去做调查。5月，陈独秀等人在上海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

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以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为基础，建党工作的步伐加快。1920年6月，陈独秀、李汉俊、俞秀松等人商议，决定成立共产党组织，并初步定名为“社会共产党”。就名称问题，陈独秀在征求了李大钊的意见后，定名为“共产党”。他们通过各种形式与全国各大城市的马克思主义者联系，建议他们在本地区发起建立共产党组织。8月，在陈独秀的主持下，中国的第一个共产党组织在上海法租界《新青年》编辑部正式成立，陈独秀被选为书记。9月，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将《新青年》作为公开宣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刊物，随后，又创办了半公开的刊物《共产党》，由李达任主编。陈独秀在《共产党》创刊号上发表《短言》（即宣言），文中明确提出“跟着俄国共产党”，宣布“中国要走十月革命的道路，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就在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工作开展得如火如荼时，长沙的共产党早期组织也在毛泽东的积极筹划下建立起来。1920年夏，在酝酿筹备建党期间，毛泽东先后在北京、上海与李大钊、陈独秀有了直接的接触和联系。这两个地区马克思主义传播的状况和共产主义者的活动，对毛泽东有很大影响。7月，回到长沙后，毛泽东从传播马克思主义和寻找志同道合的“真同志”入手，先后成立文化书社、俄罗斯研究会等团体，并与新民学会的中坚分子讨论建党的问题。蔡和森从法国来信，提出必须建立中国共产党。毛泽东回信说：我对“和森的主张，表示深切的赞同”。同年秋，新民学会已经拥有100多名会员，成为一个有相当社会影响的进步团体。在毛泽东、何叔衡等人的积极活动下，长沙的共产党早期组织于1920年冬在新民学会秘密诞生。

1920年8月，武汉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建立，取名为“共产党武汉支部”，主要成员有董必武、陈潭秋、包惠僧等人。10月，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在北京大学图书馆李大钊的办公室内正式成立，当时取名为“共产党小组”。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曾帮助天津、太原、济南等地的社会主义者开展工作，对北方的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建立起了促进作用。各地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不断深入到青年学生和工人群众中活动，为建党做出不少贡献。从1920年8月到1921年春，经过半年多的时间，中国先后有6个城市建立起共产党早期组织，其成员也在逐渐增加。

由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活动是在秘密情况下进行的，所以在党正式成立前，共产党的早期组织并没有统一的名称，有的称“共产党支部”，有的称“共产党小组”，有的直接称“共产党”。从性质和特征方面来看，它们都是后来组成中国共产党的地方组织。各地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建立后，积极开展工作，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同时，工人群众也开始逐步接受马克思主义，并涌现出一批先进分子。这样，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的条件已经基本成熟。

1921年6月，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通过书信向各地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发出邀请，让他们派代表到上海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7月下旬，除旅法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因路途遥远未能派代表外，其他各地代表陆续抵达上海。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是：上海的李达、李汉俊，武汉的董必武、陈潭秋，长沙的毛泽东、何叔衡，济南的王尽美、邓恩铭，北京的张国焘、刘仁静，广州的陈公博，旅日的周佛海，以及由陈独秀指定的代表包惠僧。他们代表着全国50多名党员。当时，由于李大钊、陈独秀在北京和广州的工作繁忙，脱不开身，没有出席大会。包惠僧是在广州与陈独秀商谈工作期间，受陈独秀委派参加会议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荷兰人）和尼克尔斯基（俄国人）也出席了大会。

“惊涛骇浪”中的开天辟地壮举

1921年7月23日晚，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现兴业路76号）召开。会场陈设简朴，气氛庄重。13名代表加上马林、尼克尔斯基两位共产国际代表，共15人出席了会议的开幕式。马林代表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成立表示祝贺，并做了报告。

中共一大召开了7次会议。第一次会议，代表们商讨了会议议程及任务。在24日的会议上，各地代表向大会汇报了本地区党、团组织的情况，并交流了经验。25日、26日，大会休会，由党纲起草委员会起草供会议讨论的党纲和今后工作计划。27日至29日，大会继续进行，连续3天详细讨论了党的纲领和工作计划。各地代表在党的性质、纲领和组织原则等主要问题上取得了统一的意见。

7月30日晚，中共一大举行第六次会议时，突然有一个陌生的中年男子闯入会场。代表们问他找谁，该男子环视了一下会场，然后说：“对不起，我找错了地方。”便匆忙离开了。马林见此情景，机警地说，这一定是敌探，马上散会，会议改期改地点后再开。按照马林的部署，出席会议的人员除李汉俊和陈公博外，迅速离开会场。十几分钟后，法租界巡捕包围了会场，并进入室内搜查盘问，结果一无所获。李达回忆说：“当时真危险，假如没有马林的机警，我们就会被一网打尽。”随后，代表们商量改换会议地点，在李达夫人（浙江嘉兴人）的提议下，决定到浙江嘉兴的南湖去开最后一次会议。

关于会场暴露、突遭搜查的原因，李达说是因开会时马林说话声音太大，引来了法租界的敌探；而董必武认为，马林是荷兰人，早在进入会场前，便引起了法租界的怀疑。其实，真正的原因是马林早已经被法租界当局盯上了,他曾在荷属爪哇从事革命活动而被当局驱逐出境，一些帝国主义国家都知道马林是一个从事共产主义活动的革命党人，对他的行踪特别注意。

新的革命火种在中国大地上点燃

代表们分批转移到南湖后，在一艘游船上举行了第七次会议。在会议上，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关于当前实际工作的决议》，确定了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选举了党的领导机构。至此，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胜利闭幕。

由于当时代表们考虑到党员数量少和地方组织尚不健全，决定暂时不成立中央执行委员会，只设立中央局作为中央的临时领导机构。陈独秀虽然没有出席大会，但鉴于他的声望和领导地位，大会选举他担任中央局书记。中央局的另外两位领导人是李达和张国焘，他们分管组织工作和宣传工作。曾有这样一种说法：由于陈独秀在五四运动时期的声名，使他得以成为党的第一任总书记。其实，早在五四运动以前，陈独秀已经以一个新文化运动的宣传者和倡导者闻名于思想界和知识青年中，被誉为“思潮界之明星”（毛泽东语，见《湘江评论》创刊号）。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陈独秀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成为一个有影响的马克思主义宣传家。毛泽东在回忆自己的思想转变过程时曾说，在我的生活中，这一个转变时期，可以说陈独秀对我的影响，是极其深刻的。

在第七次会议进行中央局选举时，唯一没有选陈独秀为书记的是刘仁静。他曾这样回忆：“当时是用无记名投票的方式进行的。当唱票人念到李汉俊的名字时，董必武马上就问，‘是谁选的？’我说，‘是我选的’。董必武就没有吭声。1923年李汉俊到北京时，我去看他，他对我在‘一大’上投他一票，还表示感谢。在1923年或1924年我碰到蔡和森时，蔡对我说，‘一大’时我选李汉俊有历史意义，因为那时选举好象（像）事先有默契，选谁每人心中都有数。”     

通行的中共党史对中共一大的选举情况几乎成为定论，但在参加中共一大的一些代表的回忆录中，认为中共一大除选出陈独秀、李达、张国焘3人外，还选举产生了一些候补委员。

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宣告了党的诞生，从此，在中国出现了一个崭新的、以马克思主义为行动指南的、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虽然当时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在社会上没有引起过多注意，但一个新的革命火种已经在沉沉黑夜的中国大地上点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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